中国历代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模式是朝贡制度。朝贡制度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朝”指臣下觐见君主，“贡”指臣下向君主献纳礼物。“朝贡”是天子与诸侯之间隶属关系的表现。秦汉以后，中原历代封建王朝将这种关系作为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或域外国家关系的基本模式，一直延续到**战争。
按照这种模式，外国使节来华都被视为前来“朝贡”，也就是承认中国统治者为宗主，自己为藩属。外国使节觐见中国君主必须行臣属之礼，他们带来的礼物被视为贡品。中国君主要授予这些国家统治者以各种名号，并“回赐”各种礼品。中国派往外国的使节，其主要任务是册封名号和赏赐礼品，以建立宗藩关系。凡是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中国允许它们前来贸易。“朝贡”关系是一种政治上的不平等的关系。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长期在亚洲甚至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由此产生了中国是世界中心的思想。视外国为藩属，以“朝贡”关系为对外关系的基本模式，正是这种“中国中心论”的体现。同时也应该看到，与中国存在“朝贡”关系的国家，中国一般不干预对方的内政，双方和平友好，中国要在经济上给予种种优遇(如“回赐”的礼品特别丰厚)，以显示自己对属国的关怀。
4．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总的来看，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可归纳为以下4个特点：①中外文化交流具有双向性，而不是单向传播。这种双向的交流，即中华文明的外传与异域文明的内徙，丰富和发展了双方的文化，构成了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积极因素。②中华文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表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接受外来文明和传播中华文明往往都是通过贸易或僧侣等和平进行的，这和早期基督教、早期伊斯兰教一度曾用“剑与火”来传播各自的文明截然不同。同时，中华文明以其源远流长的优越性顽强地延续不断，亦从未为外来文明所征服。③就中华民族主流意识而言，无论是对中华文明的传出，还是对异域文明的导入，一般未见有强烈的保守和排外倾向。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中华文明在不断吸收和消化异域文明的过程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正是中华文明具有极大的生命力的一个重要表现。④中国历代王朝的对外政策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国力国势和国内社会矛盾状况，对外交往的国际背景，以及最高统治集团(往往以君主为代表)的文化心理状态。对外政策的开放程度往往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程度成正比。在中国历史上，有的王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对外政策是保守的、闭关锁国的，这就在某些时期限制了中华文明的充实和发展。
5．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的比较与思考
郑和下西洋，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比世界上所有著名的航海家的航海活动都要早。可以说郑和是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海家。哥伦布在1492年率领自己的船队踏上了美洲的土地。麦哲伦的环球航行于1521年取得了成功。此后，各大陆建立起直接的海上联系，历史舞台扩大了。所谓“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的直接标志，是地理大发现导致的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郑君之初航海”虽然在此之前，且有相当的气魄和规模，但是却与这一历史“新纪元”表现出文化的差异，存在着时代的界限。
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利用航海业的空前成就，将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时代?美洲的发现和绕过非洲的航行，“使世界市场”得以开拓，于是各国的经济生活，都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了。但在中国，不久反而采取了以“海禁”为标志的自我文化封闭的政策。对于海外交通不同发展方向的这种比较，不能不引起每个关心中国文化进程的人对历史的沉思。究其原因，不但与中国以农业立国的传统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中国专制王朝的封建统治有关。传统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严重阻碍了近代因素的成长，限制了中国人对海外的探索。郑和下西洋的直接动因与市场和工商业无关，而是专制王朝的政治需要。因此，郑和以后，中国的海外交通始终未能冲破封建末世的藩篱。
6．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
从敦煌西去，经玉门关、阳关往西的商路有两条：一条是从鄯善沿南山(今昆仑山)到大月氏、安息诸国，称为南道，再西去可抵大秦(罗马)；另一条是沿北山(今天山)南麓西行，越葱岭的北部西向，可以到大宛、康居、奄蔡诸国，称为北道，再往西可抵大秦。这南北两条商路，是当时中国和中亚、西亚经济交流的大动脉，因为运往西方的货物主要是丝绸，所以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中国所产丝绸最初是由这条道路运往地中海的西方世界的，它的著名虽然由于通商，但它的更大贡献却是沟通东西文化交流，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中国发明的造纸术是由这条丝路传人近东再传至欧洲的，后来印刷术、火药的西传也是如此；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也由此路向东传人中国。因此，可以说，丝绸之路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一条改变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大通路，它不仅沟通了东西方文明，而
